至于霍氏的下落，史料不载。1963年云南昭通发现一东晋墓。据方国瑜先生介绍，墓葬发掘之时因保护不力，致使墓内题记中若干字被损毁（其中包括墓主人名、迁葬时间）。残存文字如下：

“晋故使持节都督江南交宁二州诸军事建宁越巂兴古（）（）太守南夷校尉宁州刺史成都县侯霍使君像君讳（）字承嗣本是荆州南郡枝江人六十六岁薨先葬蜀郡以太元十（）（）二月五日改葬朱提越渡（）余魂来归墓”[6]

方国瑜先生认为，该墓主人即霍彪，其依据有以下几项：第一、墓主人名残存虎头，当为彪之残。第二，胪列官衔与霍彪事迹吻合。方先生还推测霍氏协助成汉击败晋军，不久死于成都。382年，自373年起占有巴蜀的苻坚通好南中，得以改葬。胡振东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著《昭通东晋壁画墓墓主考》一文，认为考古发掘报告所见墓主名残字，与同一题记中的“越”字十分相似。此外，霍彪的官职与题记不符，因而墓主不是霍彪。胡先生一步认为，墓主最有可能在347年至357年间任职。由于题记残损严重，连归葬时间也无法确定，遑论其他。霍彪叛晋到收复巴蜀不过数年，晋廷何以擢用叛逆族人？仅就墓葬本身而言，为何滞留在居住地建宁以北的地方；墓葬如此规模，说明该家族在当地拥有一定实力。其中原委目前无从明了，但这些本身颇耐人寻味。

历代对云贵的开发常常伴有移民的涌入。对于移民对迁入地的影响加以考察，不宜仅仅从外部着眼，视云贵高原为被动接受开发的边缘地区。而宜立足于当地，关注外来者如何与迁入地社会成员之间如何相互调试，最终达成一种平衡。在云贵历史上，郡县机构长期存在。同时，土司制度很早就有萌芽而且延续到晚近。在这期间，流官和土司这两种身份往往互相转化。前者与内地隔绝往往转化为后者；后者也时常为前者取代。这种特殊的政治、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是不同文化在这一地区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互动的产物。希望通过对于这样一个较有代表性的家族个案的研究，能够反映出其中的某些细节。

一、南中流官

霍氏迁入南中，始迁祖为霍弋。南中，概指今四川南部和贵州、云南等地。西汉中叶之前，当地“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1]。综合《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等记载，从西汉中叶起，邛都、牂柯相继破灭。滇国的情形，史书未明载。但据学者研究，“由于昆明族势力不断进逼……同时，随着汉廷在其地设置郡县，滇……大约不迟于西汉晚期，已遭湮没”[2]。两汉时期，南中普设郡县并安置内地移民。一方面，他们给当地带来了新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他们逐步适应并融入当地。移民中的豪族逐渐发展成为后世所说的南中大姓：他们不仅拥占大量土地以及依附人口，而且把持地方行政。两汉郡县僚佐，一般由守、令从本地人中辟召，南中亦不例外。在当地，这些职位逐步为当地豪族垄断。为了保其门户，南中大姓将依附者编为部、曲，绳以军法。汉末，刘备入蜀，设置庲降都督统辖南中。诸葛亮南征后，都督常治建宁，由重臣充任。

霍弋父峻，随刘备入蜀。霍弋早年仕于蜀汉中央。据《华阳国志.南中志》，阎宇为庲降都督，以霍弋副之。阎宇内调，霍弋以护军、永昌太守继任。据《华阳国志.刘后主志》，阎宇于259年由南中征还任右大将军，霍氏接任当在此年。护军为将军属官，后汉班固为窦宪中护军，与其参议。任乃强先生认为，阎宇以右将军领庲降都督，霍弋以护军留部主事。蜀汉时期，霍弋累官至安南将军、建宁太守。

蜀汉末年，霍弋虽未任庲降都督，但实际为南中长官。霍弋政绩，据《华阳国志》：

“抚和异俗，为之立法施教，轻重允当，夷晋安之”[3]247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没有留驻大批军队。南中大姓本已领有部曲，诸葛亮对于顺从的大姓“分其羸弱配大姓……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3]241”，借助大姓维系统治。霍弋在南中存其大体，不苛细故。这些大致是针对南中大姓而言，对于不服从的部族，仍加以讨伐。综合《三国志》《华阳国志》等书记载，永昌夷獠之前杀太守吕凯并为患多年，霍弋对其进行扫荡并大获成功。总之，南中在其治下大体稳定。

二、归降魏国

如果蜀国不亡，霍弋任满即会内调。可是，历史也往往充满“不测风云”。历史上，由内地进入云贵的流官和戍兵往往会因为政治波动而滞留当地，霍弋也不例外。263年，蜀汉为魏国所灭。次年年初，蜀将姜维联合魏将钟会起兵，旋即败覆。此后，蜀国上层被强制迁离。成都不守，霍弋本欲坚守，但在诸将压力下，表示愿意归顺魏国。待到次年局势稳定，方才不再观望正式归附。据《三国志》本传引《汉晋春秋》：

文章来源：《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网址: http://www.ynzyzyzz.cn/qikandaodu/2020/0720/3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