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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氏与杨氏《红楼梦》中医药文化翻译的得失(5)

来源: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04 13:33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例8:……躬身回贾母道:“……须先用一剂发散风痰药,还要用四神散才好。”(第八十四回)[8]669 霍译:…When he returned,he bowed to Grandmother Jia and pronoun

例8:……躬身回贾母道:“……须先用一剂发散风痰药,还要用四神散才好。”(第八十四回)[8]669

霍译:…When he returned,he bowed to Grandmother Jia and pronounced his diagnosis.“…She must first take a single dose of a combined anti-spasmodic and expectorant,and then I want you to give her a course of Four Prodigies Powders.”[10]1692

杨译:…he bowed to the old lady and standing before her reported: “… First we should dose her to clear up the cold and phlegm, then give her Four-Spirit Powder.” [13]62

“风痰”作为临床常见的痰症之一,可见于许多肺系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痰扰肝经的病;二是指素有痰疾,因感受风邪或风热怫郁而发的病症,正如《医方考》所言“风痰者,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因此,顾名思义,“发散风痰药”就是治宜疏风化痰的方剂,常用宣散风邪药与化痰药配伍。“四神散”就是祛风散痰的良药,它由牛黄、珍珠、冰片和朱砂这四味中药组成,对巧姐儿惊风发作的医治用药得当。对照两种译文,霍译中“anti-spasmodic and expectorant”将“发散风痰药”意译成西医学表示“治疗痉挛、化痰助咳”的药物,虽然这与中医“疏风化痰”在临床上的表现相似,但基本的概念原理和病理机因却迥然不同,导致源语文本的中医文化信息在跨文化传释中无形地流失,西方读者不能领略到这个概念的独特魅力,而对“四神散”的英译“Four Prodigies Powders”就更不准确了,影响读者对源语文本语义信息的理解;然而,杨译中的“clear up the cold and phlegm”似乎更胜一筹,但笔者认为,倘若改作“clear up the wind-phlegm”,译文读者就可以籍此展开联想,使他们的期待视野与当前的文本阅读有机结合起来,至于“Four-Spirit Powder”也不符合“四神散”的中医药理定义,如果改成“Sishen Powder”,能够给译文读者保留充分的解读空间,也有益于他们按照各自的期待视野去填补源语文本的中医文化意蕴的空白。

三、结束语

“仅就文学作品翻译而言,归根结底,无论一部文学作品中包含的文化因素是多是少,其翻译都是为了要达到一个令原文的内涵可以传递、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令使用不同语言(源语和译入语)的读者能够感同身受原作的形美和意美的双重目的。”[14]106因而,以接受美学观照两种英译本的译例,霍译和杨译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也不管译文是契合还是缺憾,其目的都是以源语文本为归释以力求展现中医药文化的异质特征,同时旨在唤起西方读者在本土文化语境中的审美接受,激发出源语文化主体的传释力量,因为“在翻译中译者面对的是两种语言符号所承载的两大片文化,担任着文化交流的重任”[15]83。

对于《红楼梦》的中医药文化的源语文本,由于不同的译者会有不同的期待视野,从而给出不同的译文,而读者的地位与作品和译者同等重要,所以他们也会根据各自的期待视野给出不同的审美标准,就这个意义而言,源语文本的中医药文化英译是一种开放性的、互文性的、多声部的跨文化语际传释,更是一个审美体验和审美价值无穷增值的进程。随着中国文化逐步迈向世界,读者的审美追求和期待视野也在不断提高,译者对此应当有充分认识,努力实现与作者、读者之间的视阈融合,以期进一步向外推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

注释:

① 参见陈宏薇、江帆:《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刘士聪、崔永禄等编《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45页),该文回溯了《红楼梦》9个英文译本的翻译历程,把这一长达170多年的历程划分成三个阶段,并指出这三个阶段的中外文化力量之对比及其变化,还说明了这些不同译本和处理方式具有不同的文化交流功能。

② 参见刘晓林:《<红楼梦>的医药描写与人物性格的刻画》(衡阳:衡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p.34-39;刘晓林:《中医文化视野中的<红楼梦>与<金瓶梅>》(衡阳:衡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p.6-11;杨锋:《<红楼梦>中的医药学》(西安:华夏文化,1998年第2期),p.57-58;张胜难:《漫话<红楼梦>中的药膳》(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周少林:《从<红楼梦>冷香丸谈中医辩证治疗》(成都:四川中医,2009年第3期),p.51-52;詹丹:《古代小说的医案描写——以<红楼梦>为考察中心》(北京: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1期),p.46-62。

文章来源:《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网址: http://www.ynzyzyzz.cn/qikandaodu/2021/0204/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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